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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居武义的永康县令张彦卿

陈朝升


武义山川钟灵毓秀,历史人文荟萃,文化积淀深厚,《东阳山水记》云:“秦末有八士从洛阳来,逋栖于此,皆青素冠履,因名。唐泰和八年廉察使牒县附之《图经》,而姓名则竟不传也。”洛阳八士无意之间隐居于八素山,在武义不仅留下最早的人文足迹,同时也开启了武义“隐逸文化”的先河。

张彦卿作为武义“隐逸文化”的代表人物之一,虽载于史册,然资料甚简。康熙版《武义县志·贤寓》记载:“张彦卿,未详何许人,前为永康县令,慕白阳弃官家于此,子孙今犹在焉。”又据嘉庆版《武义县志·隐逸》记载:“张彦卿,前为永康令,慕白阳山水佳胜,弃官家于此,遂为邑人”。综上可知张彦卿曾任永康县令,因慕白阳山胜境,弃官安家于此,但没有明确其任职朝代。

对于张彦卿是否为东晋时永康县令,前人虽有做过考证,但考证未详。无独有偶,笔者参与某书编撰工作,前往朱王村实地走访、采集资料时,在该村与寺后张、塘塍头共同续修的《清河张氏宗谱》中发现本支张姓始祖为张彦卿,并且也担任过永康县令,由此再次引起笔者的关注,故不揣浅陋重作考略。

《清河张氏宗谱·像赞》中记载:“彦卿公,赐进士,由河南开封府任永康县,任末隐居县东八素门,今武义张姓之始祖。”根据上述记载,张彦卿任永康县令并无疑问,但像赞内也未明确交代其任职朝代。笔者随后又查阅了由徐升业撰写于清乾隆癸亥年(1743)的《清河张氏重修宗谱序》,其中记载:“彦卿公,元朝即位,耻仕于朝,遂隐居于白阳东,普宁圣寺之后居焉。”另由岁贡何葆仁撰写于民国三十七年(1948)的《清河张氏重修宗谱序》记载:“张氏居武义之祖曰彦卿公,宋末疾胡元之侵牟,席卷以有中国,既不能奋干戈锄奸,究以匡社稷,效乃祖汉阳忠献公之所为,则弃其谷禄,隐遁于白阳山下。”

从序言中,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该谱记载的张彦卿生活在宋末元初时期,因效仿先祖守节,弃官隐居于白阳山。但这不能确定《清河张氏宗谱》与《武义县志》记载的张彦卿是否为同一人。

为此笔者又查阅清光绪版《永康县志·职官名表》中宋代永康知县名录,其中张姓知县有七人,分别为“张成新、张祖、张常、张著、张沆、张介、张咸”,并无张彦卿。且张姓最后一任知县张咸任职年份为南宋淳熙年间(1174—1189),此时距离南宋灭亡还相差近百年时间,因此《清河张氏宗谱》中记载的张彦卿宋末任职永康知县应该有误。

对于张彦卿担任什么朝代的永康县令,笔者最终在《永康县志·职官名表》晋置令、主簿录事等人员中找到了明确记载:“晋令张彦卿,旧志载武义人。”又根据世传张彦卿夫人为刘伶之女,但《清河张氏宗谱》世系图表中记载的张彦卿夫人为陈氏。综上两者所处年代、配偶皆不相同,且官方志书可信度一般高于家族宗谱,笔者认为两份史料中记载的张彦卿应该不是同一人,且张彦卿任东晋永康县令毋庸置疑。

为何会出现此种情况,笔者分析有以下两种原因。

其一,两者有几点相同之处,同名、同姓且皆隐居白阳山。

其二,在封建社会,家族的地位和声望非常重要。通过将家族与历史上的名人或显赫人物联系起来,可以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。同时中国古代有“尊祖敬宗”的传统,家族成员往往希望通过追溯显赫的祖先来弘扬家族的荣耀。这种传统导致了家谱中对祖先的美化和理想化,有时会忽略真实性。加之宋代之前的史料保存不如后世完善,许多家族的早期历史难以考证。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,家谱编纂者可能会根据传说来构建家族的历史。

张彦卿作为武义“隐逸文化”的代表,带来的中原和魏晋遗风,滋润造就了武义人独特的民风习俗和思想个性,从侧面也证明了武义是隐逸贤寓文化的厚土,更是一座宜游、宜居的康养名城。